在遥远的周代，城市的构造极具特色，通常由内外双重城墙环抱，内城称为“城”
，居住其中的多为贵族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“国人”
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贵族内部矛盾丛生，许多失去权势的贵族以及处境艰难的士阶层逐渐融入“国人”
群体，与工匠、商人等工商业者以及底层平民共同生活。
周厉王时期，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紧张，对外频繁征战，南方的荆楚地区反叛四起，西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亦不曾间断，使得国家疲于应对，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遭受重创。
周厉王贪婪且崇尚奢华，采纳了荣夷公的建议，实施了严格的“专利”
制度，对依赖山林湖泽生存的百姓征收重税，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哀怨。
面对舆论压力，周厉王采取了极端手段，命令卫巫监视并打压民间言论，导致百姓噤若寒蝉，只敢以眼神交流。
大臣召公警示其“封堵民意如同堵塞江河”
，但周厉王置若罔闻，甚至洋洋自得于能钳制民意。
周厉王的高压统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，表面上看似平静，实则民间的不满情绪已如洪水般暗流涌动。
此时的西周，臣子们身着象征身份的袍服，与王侯服饰差异明显，皆遵循周礼规定的严格等级制度。
公元前841年，周厉王的暴虐统治最终触发了镐京城内的“国人”
起义。
他们手持农具和棍棒，浩浩荡荡地冲击王宫，欲推翻周厉王的统治。
周厉王惊恐之下下令军队镇压，然而他的臣子无奈回应：“我周朝的士兵，本质上就是国人，国人即士兵。
如今国人皆已揭竿而起，何来兵马可调？”
走投无路的周厉王只得携亲信逃离镐京，沿着渭水一路北上至彘（今日山西霍州）。
最终，周厉王客死他乡，这次由“国人”
发起的反抗运动史称“彘之乱”
。
当愤怒的国人冲入王宫，却发现周厉王已然逃脱，他们的怒火并未因此平息，反而转而直指太子姬静。
在此危急关头，忠贞的大臣召穆公挺身而出，将太子秘密安置在自家府邸以保护其安全。
然而，愤怒的民众很快得知这一消息，迅速包围了召穆公的宅邸，坚决要求他交出太子。
召穆公深知国人的愤怒一触即发，为了保全王室血脉，他做出了悲壮的决定——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出去，替代太子承受了国人的怒火。
古籍《竹书纪年》对此事件有着详实记录：“国人误捕召穆公子，竟将其误杀。”
误以为太子已被处决，国人们心头的愤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，在周定公和召穆公的劝慰下，众人渐渐散去，风波暂告一段落。
周厉王出逃后，周朝一时陷入了无君的状态。
鉴于此，周定公与召穆公两位重臣联袂主持了一场重要的贵族大会，会上决定在新君登基之前，由召穆公与周定公共同摄政，重大国事则交由六卿集体商议决策。
这一段特殊的执政时期被称为“周召共和”
或“共和行政”
，以公元前841年作为共和元年，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明确且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。
从此，华夏大地的历史纪年得以确立，并延续千年而不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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